古代青铜礼器浅析

    在我国五千年文明长河中，有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青铜时代，历夏、商、周三代，辉煌了近两千年之久。这时期的青铜器，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以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良、风格独特而著称于世，不仅为我国古代文明史谱写了一篇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章，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我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19世纪二里头文化，止于战国时期。由于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冶铸出了大量的青铜器。既有权力象征的各种重器，也有各种礼器和生活用器，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其造型遍及龙、虎、人、鸟等各种形态和饰物，仅纹饰就有兽面纹、蟠螭纹、云雷纹、几何纹等几十种。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充分记录了中华文明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历代统治者生前陈设豪华璀璨耀目，死后追求不朽，陪葬昂贵富丽和考究的佐证。在我国古代青铜器中，大量存在着“礼器”，因数量大，铸造水平高，使得青铜器有了深刻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内涵，具备了超出器具功用之上的社会功能，这是我国青铜礼器的一大特点。

    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发展，是当时社会“礼制”的需要。从夏代晚期至周代，为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奴隶主制订和逐步完善了森严的等级差别，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贵贱关系，要求各行其权利、义务，严禁混淆。这种反映奴隶制“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称为“礼制”。礼制体现在奴隶制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举行祭祀、丧葬、朝聘、宴飨、征伐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称为“礼器”，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礼器”这个名词内容广泛，凡是可体现“礼”的器物都在范围之内。在青铜时代，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青铜制品为主，也就是“青铜礼器”，成为“礼制”的象征。而“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左传·昭公十五年》注：“彝，常也，谓可常宝之器。”

    青铜礼器是由日常生活用器转化而来的，其数量巨大、工艺精湛，可分为四大类：

    （一）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簠、敦，豆、铺、盂、俎、匕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最早的青铜鼎见于夏代晚期。最具代表性器物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32.84千克，是我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二）酒器。主要有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瓿、盉、枓、勺等。最早的青铜酒器出现在夏代晚期，到了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

    （三）水器。有盘、匜、鉴等。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四）乐器。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鎛）、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笔者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作为周代齐国的腹地和都城所在地，也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商代至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三千多年前，周灭商而立，姜尚封齐。齐国自周初至战国末立国长达八百余年，期间创造了“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辉煌霸业。淄博市东部的临淄作为周代齐国的国都，至今仍有着“地下博物馆”的美誉，地下埋藏着浩瀚的历史遗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淄博市博物馆在此地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从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达200多件，比较珍贵的有：商代晚期的青铜觯、青铜爵、青铜觚等；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龅青铜鼎、青铜罍、汲酒器、鸟柄灯、雁足灯、人形足方炉、提梁壶、高柄盖豆、编钟、青铜壶、青铜盒、青铜敦、青铜匜、青铜舟等，都是稀世珍品，其中数十件有代表性的器物多次被国家、山东省文物局征调到国外展出，蜚声海内外。

    青铜礼器是商周贵族奴隶主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标志物，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鼎、爵、簋、觚、编钟等器物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奴隶主贵族在使用这些青铜礼器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要使用和他们地位相当的青铜礼器，不得僭越。礼器使用数量的多少、规格的高低就成为等级和地位的权利标志。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传》：“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九鼎象征九州。鼎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从商至周，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诸侯觊觎王朝或与王朝作战则为“问鼎”。鼎成为“传国重器”，统治权力的象征，所谓“重器不出门”，谁夺得这种礼器，就意味着夺得了王权；重器不保，就意味着国家消亡。青铜礼器也是最重要的祭器。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大事，所以用青铜礼器祭天祭祖，缅怀先祖功绩，奴隶主在死后用来随葬。

    青铜礼器在商和西周时期的作用尤为明显，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和“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和约束力。春秋晚期安徽寿县蔡侯墓和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墓都使用了九鼎，即是诸侯僭越天子之礼的例证。

    往事越千年，时光如梭。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远去，曾经的富贵荣华也化作了深藏的

记忆。青铜礼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它如此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和将来仍将是重要时历史文明的承载体。所以，针对目前许多青铜礼器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亟需要制定和采取科学的文物保护措施，对其进行科学保护，以使先人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